由于矿工收入逐年增加，今年7月，大同煤矿集团大唐塔山煤矿公司百余名一线矿工集体购回私家小轿车。

去年，该矿矿工的平均收入达到3.8万元，“今年还会有大幅提高。”当得知矿工们有打算购买私家车的意愿后，公司党委与当地银行协调，首批100多名一线矿工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同时购回价格在7万－13万元的家庭轿车。由于收入稳定、政策优惠，还有上百名矿工想买车。

本报10月16日报道

在既往的经验中，购买私家车似乎是只与公务员、城市白领等阶层挂钩的事。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十指黑黑的“煤黑子”，是如何用那双粗犷的大手，轻盈地启动了私家轿车的马达？

这种以前听来仿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下了井是采煤工，上了井就是私家车车主。”这样的煤矿工人，在大同塔山煤矿公司不是个例，而是一个上百人的群体；这样的群体，也不独在大同塔山煤矿公司存在，他们星星点点，散布在山西的各个矿山。

这一新闻的另一个参照，是曾经被广为报道的、真真假假的山西煤老板的“悍马故事”。与这个被各种复杂目光包围的群体相比，人们更愿意把煤矿工人理解为弱势、顺从、艰辛。但在想象的背后，如果走近他们，你会有新的发现：一种在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变化正在发生，除了他们的生活在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在觉醒，而且对幸福感有了全新的定义。

“我更要有尊严地活着”

“我活着，不是简单地活着，我更要有尊严地活着。”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十七大报告中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议事日程，也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由“建设”过渡到“发展”，并且将“民生”、“和谐”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宏大的角度，针对的当然不单单是在国家经济政策下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它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所平衡的，正是塔山煤矿公司矿工等这类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要让低收入劳动阶层，同样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它意味着，广大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获取收入的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它也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如矿工那样的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消费，而且所拥有的，不仅仅限于私家车。

在中国，低收入劳动者向来不缺乏生活的智慧，真正缺乏的是体制的培育和呵护。

“生命的价值”更体现在精神层面

“过去劳动强度大，人到疲惫的时候安全意识早被抛到脑后。现在上班轻松了，国家从各方面保证我们安安全全地挣到不菲的工资，感觉生命也有价值了。”这，是塔山煤矿公司一位有私家车的矿工，对记者说的一句话。

命运的转折不单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变化最大的动因，是对生命的态度，也就是对那位矿工说的“生命的价值”的重新判断，以及为满足和保护个体幸福的投入。这种价值不仅反映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它惠及的也不仅仅是矿工，还有农民、残疾人、失业者、贫困人口……对这些阶层来说，因种种原因缺失的一环，国家正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进行扶持和回馈，虽然其间不乏波折，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切都难以阻止……

人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政府同样有保障人民幸福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百姓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

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体幸福的不断累加，就是整个阶层的幸福，也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幸福、时代的幸福。

本报记者 郭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