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起，山西全境展开治超总行动。一场由省政府主导，各市县人民政府为区域责任主体，交通、公安、工商等多部门参与的“无缝隙，拉网式”大检查，以摧枯拉朽之势迅即铺开。同以往历次大规模专项治超一样，其声势之大，执法之严，都使其成效颇为可期，短时期内禁绝超载几成必然。

但效果的乐观，却是源于手段的特殊，多个行政层级、系统、部门，在同一时段围绕治超强力高效运转，过高的执法成本注定其不可能成为常态。一旦参与其中的行政权力化整为零，各自为政，被过度压制的超载往往会以更强势反弹，形成所谓的治超怪圈。过去的治超经验，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此次治超，与过去不同的是，重在追根究源。以往超载之症结，在于公路货运市场持续增长的运力与运量的不相匹配。政府监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按理说，一个正常的市场，会因资源的饱和，以自身的理性将参与者修正在一个合适的限度。但若监管阙如，市场的非理性就会被无限放大，公路货运就不幸成为这样一个样本。近些年来超载愈演愈烈，根源实在于此。

认清这一点，重构市场秩序，就成为治超的必然路径。若非依此循进，而只在治理大吨小标、非法改装车辆等边缘层面下工夫，显然只能是治标之策。甚或由上路查超引发拥堵，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没有正常运转的市场秩序作保障，任何治理都可能遭遇业已扭曲的市场的报复性反弹。而重构市场秩序的关键，则在于确保行政权力自洁。

超载所衍生的利益链条，事实上已经成为超载屡治难禁的症结所在。在这条利益链上，既有“送车人”这样的寄生者，也不乏借此搞“创收”的各相关行政部门。而前者的生存空间，也和沾染其中的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因此，超载的治与不治，都将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如何作为。每有治超专项行动，效果都是出奇地好，就是权力“正作为”而不是反作为的功效明证。

问题是，行政权力指向怎样的方向作为，还在于有无外部强有力的监督——系统内自上而下的层级监督，被证明往往是靠不住的。没有来自外在的压力，监管者手中的权力很可能会蜕变为“创收”的动力。如何强化外部监督，如党纪、政纪、媒体和群众监督，将是破解治超怪圈的又一个关键所在。只有外部监督强力而有效，行政权力才不致胡作非为，才可能朝着本应的方向正当行使。

治超之本，仰赖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的制度环境一日不得构建，超载乱象就一日不可禁绝。

本报评论员